二战后，霍布斯鲍姆为首的历史学家重新审视了「卢德主义」捣毁机器的行为。他们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借由暴动来进行集体的协商」：卢德分子攻击了不论新旧的机械设备，他们运用这种手段逼迫雇主在工资与其他事项上做出让步。工人们攻击的不单只是机器，还包括机器在内的资本家的全部财产。在很多领域里，不满的工人们会选择破坏制成品或者原材料，因为这对资方更加致命。与罢工一样，这是一种间歇性的施压行为，目的在于迫使资方提高工资改善待遇亦或是停止制造伪劣产品。霍布斯鲍姆认为这是 18 世纪时工人抗争最直接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并且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雇主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确保了工人重要的集体荣誉感。

当时，工业大生产尚未形成，小规模的家户作坊作坊、手工工场分散在乡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基本难以开展有效的罢工行动^[3]

。并且，现在所谓的工业资产阶级在当时并非主流，都铎时代的重商主义甚至中世纪的传统尚在。工人的权利受到悠久的传统家长制法律的保护，比如伊丽莎白时代的学徒法[4]

《学徒法》（the Statute of Apprentices），1563 年，全称《有关农业和手工业学徒、劳工和仆人的多项命令》法令明确规定了应根据物价水平来厘定工资标准的基本原则，这样劳工的利益得到了一定保障。国家出手干预，缓和雇主与劳工间关系。

。在很多场合，当局会选择偏袒工人而不是工业资本家。当局会协调资方和工人和平共处，而工人们只需对自己的行为敷衍道歉。因此他们选择了破坏而不是更为柔和的罢工行动。

不过进入 19 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转变。随着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主流化，天平开始倾向于工业资本家，一些市场限制被废除。在劳资关系上，亚当·斯密认为「契约的自由是劳资关系的基础」，工资应由市场而非国家决定。

1799~1800 年间，英国颁布了《结社法》，禁止工人们通过结社来要求提高工资，或减少、改变工时，或削减工作总量。1812~1813 年间，管控工资的《学徒法》被废除。随着卢德运动的发展，捣毁机器的行为被 1812 年按颁布的限制破坏法（Frame Breaking Act）与恶意破坏法（Malicious Damage Act of 1812）定为严重罪行。至此，卢德分子们在采取的 18 世纪的「正当手段」被视为大逆不道。当局选择保护工厂主的利益，对卢德分子开展镇压，很多卢德分子被处死或监禁、流放。

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么总结道：「卢德运动是在旧的家长制法令被废弃，自由经济没有任何制约的危急时刻出现的。」

因此在严肃的历史看来，19 世纪初的卢德运动并不是对于新技术的盲目反动。

我们现在所谓的「卢德主义」只是由于对历史事实「曲解」，心中的「历史」所造就的「卢德意象」

当然，我们现在意义的「卢德意象」在当时也并非不存在。毕竟从逻辑上来讲，机器的使用的确造成了传统手工工人的失业。工人们可能真的会天真的认为技术的进步是万恶之源，可这不是主流。也许有人会继续说，他们不懂得嬗变，不懂得学习发展，他们没有技术没有知识，被迫下岗是应该的。

应该吗？显然不应该。

卢德分子们事实上是一群技术工人，熟练的工人。特别是当时的那些剪毛工人，「他们的工作是将浆洗好的粗毛料清洁、拉压、剪毛、平绒，这些步骤都需要日积月累的经验和熟能生巧的技巧的」。在机器尚未普及的时代，他们的技术和手艺使得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拿到比常人更高的工资。可是机器改变了这一切。早期的机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同时也降低了生产的门槛。资本家们当然会去选择雇佣廉价的童工、妇女、无技术工人而不是价格高昂却和廉价人员做出来分毫不差的产品的技术工人。现在无知之徒拥有了工作的机会，技术工人们却因此下岗，这显然不公平。但这就是事实，这恐怕是最鄙夷卢德分子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也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勤奋上进之人被白丁之徒驱逐失业。

请问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转业？自降地位去接受机器？还是在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努力去自学成才，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亦或是去创业做一个成功商人，完成一个励志奋斗故事？然而不可能每一个产业工人都跻身上层。如果他们的失业一定要归咎于他们自己，那只能说他们很遗憾地没有发现时代的潮流。「看不见的手」就是这么残酷。

所以这公平吗？这不公平。但是这符合发展规律吗？符合。

在提升生产力而不至于让人失业的场合下，工人们其实是乐意引进新机器与技术的，别忘了珍妮机是谁发明的。当不可避免会导致失业时，有识的工人建议对机器征税，用以对失业工人进行补贴。一些卢德分子要求施行最低工资，要求控制童工，要求雇主有义务为被机器排挤下来的技术工人安排工作。这些卢德分子们的建议为日后的劳工运动提供了口号，并于此后的一百年间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施行。但在当时当局不接受的情况下，他们或许只能奋起反抗。

破坏机器的行为也并没有后世描述的那样徒劳。正如前文所说的，18 世纪时捣毁机器的施压行为往往非常奏效。而就单纯的抵制来看，从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劳动者抵制新技术的行为很多也获得了成功：威尔特郡的剪羊毛工人确确实实的延缓了机器的普及；巴黎的抄写工行会当年也成功阻延了古登堡印刷机 20 年之久。从历史的层面来讲，抵制新技术的行为无疑徒劳，虽然短期内可能的确奏效。

当时的民众不是将自由经济看做一种自由，而是一种罪恶的强加。按霍布斯鲍姆所言：「先驱工业家的神话模糊了社会所有阶层对捣毁机器者一面倒地表示同情」，当时的卢德分子并非孤军奋战，包括很多制造业者在内都对卢德分子表示理解：「在诺丁汉郡，虽然有许多小雇主必定对谁是破坏织袜机的人知之甚详，但没有一个卢德分子遭到谴责。在威尔特郡，呢料中间商和小雇主同情剪羊毛工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很难对当地在 1802 年真正制造事端的恐怖分子查个水落石出……」

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接踵而至，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卢德意象」也渐渐的变为贬义。卢德分子成为了保守、落伍、反动、反对进步的同义词。二次大战后，虽然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以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卢德运动」与「卢德主义」。但是在新时代下，「卢德意象」又被重新拾了起来。

一方面是两次大战中新技术广泛运用所造成的灾难，这引起了一些人文主义者的忧虑。另一方面是新科技革命的到来，核技术、空间技术的大发展使得人类的未来前所未有的明朗、广阔。对于技术是使人类变得更好还是更糟的争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伴随着英国人查尔斯·斯诺(C. P. Snow）的演讲《两种文化》达到了白热化。在这篇演讲中，斯诺说道：「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就是天生的卢德分子」，这「使他遭到了以文学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 1895-1978）为代表的激烈抨击，他也被视为一个思想肤浅的欺世盗名之徒。」

而关于卢德主义的争论正是建构在「科技让人类生活更好还是更糟」这一基本论题上的。

1962 年《寂静的春天》出版^[5]

，对于科技的恐惧感再一次蔓延了，人文主义者似乎扳回一城。人们似乎已经不满足于历史学家对「卢德主义」的刻板解释，而是更主动的去深入挖掘「卢德主义」其中的人文、哲学内涵。到了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伴随着「第三次浪潮」，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一些人惊恐的发现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的诅咒并不排斥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于是专门给科研工作者寄炸弹的卡辛斯基[6]

参考资料

诞生了。卢德主义又以一种「正义」的姿态重新登场。1990 年，美国学者C.葛伦蒂尼（Chellis Glendinning）发表了「新卢德宣言」，标志着新卢德主义诞生。

与 19 世纪的卢德分子不同，新卢德主义者都是些纯粹的知识分子，这同时包括一些理工科知识分子。新卢德们倾向于「将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及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他们熟练地运用各种舆论工具为自己的观点发声，他们也丝毫不吝啬用新媒体去宣传自己的思想。比起 19 世纪的诺丁汉工人们，他们才是纯粹的「卢德意象」，而且他们的影响力大得多，走的也更远。

新卢德运动中有科技知识分子的参与并不奇怪。整个 20 世纪人类见识过的灾难够多的了，两次世界大战、核危机、环境污染，人们没有理由跟 19 世纪的那些工业先驱们一样自信。但是斯诺引发争论仍在继续，新卢德们和技术乐观主义者们继续你死我活地争论着^[7]

，直到今天。

如果设身处地的去审视 19 世纪的卢德运动，或者是其他因运用新技术而导致的失业，那么这其实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一家医院准备引入一个新的全自动化挂号系统，接待人员会就会因此失业，但效率也会提高。当然，研发和引入这套系统需要大笔的资金，但同时医院也可以用这一大笔资金去选择培训更高效的接待人员，这同样可以提升接待效率，并且在花费同样的资金下，还能让病人有亲切感。那么到底哪个才是最优解呢？

自由主义经济信仰者和技术乐观主义者可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把接待人员交给「看不见的手」处置。而凯恩斯主义者和政府很有可能会选择后者，因为他们不想让失业率提高，要促进社会公平。接待人员当然会选择后者，因为他们不想失业。但对医院的会计大姐来说，两个选择可能其实差不多。

但新技术不应该被排斥，医院早晚得引进新技术。因此最好的做法是医院引进新技术，然后政府出面实现失业人员再就业。这样的话大家都是受益者，只是政府要单独套点钱了^[8]

很多时候，「卢德运动」的问题根本就是个利益权衡的问题，而不是有关人类进步、技术乐观主义的问题。如今有个号称「科技界的金酸梅奖」的「卢德奖」，这个奖由「IT 与创新基金会」组织，评选出 10 个试图阻碍科技创新的组织或个人，再由网民投票评选出名次。一些人和组织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而被提名，比如要求亚马逊图书停止免邮费政策的法国政府；因反对智能枪支而入围的美国国家步枪协会；因限制宽带创新发展入围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还有一些科技大佬入围「卢德奖」，比如埃隆·马斯克和霍金，因为两人提出了「人类要警惕人工智能」的言论。……这其实都是些利益问题。

当然，享受尽了科技进步带来的幸福的我们肯定会对这些做法嗤之以鼻，认为他们被戴上「卢德意象」简直名至实归。但是，如果有一天社会精英吹鼓的技术进步切切实实地动了我们的蛋糕，降低了我们的工资，甚至让我们失业的时候，我们会不进行任何防御，会表现的更加坦然，甚至乐观的说声「应该的」，没有一点怨气吗？

人工智能到底值不值得警惕？目前也许不值得，但未来恐怕会值得。人类的大部分工作可能真的会有一天被 AI 和自动化技术所取代，到那时人类自己没有了收入，那么机器们凭什么要把产品卖给我们？又凭什么靠他们养活我们这些低端碳基生物？对于这种问题，一个非常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是由国家无条件向全体公民定期发放基本收入。

这个想法很好，很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但是请不要忘了，19 世纪初的卢德分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解决方案，结果工厂主和当局无视他们的声音与利益，继续部署新机器。工厂主们是当时的最大受益者。假如未来相同的剧本再次上演，非精英的我们凭什么就不会被牺牲呢？到那时大概我们都会是卢德分子了。

我父亲对这几年的经济展现出了无限的担忧，并且一直在筹划转行的计划。我父亲是一名专门拍摄企业宣传片的导演，接手过无数个全球五百强的企业的宣传片拍摄，在此领域里可以说是无人不晓，但是近几年却考虑起了转行，并直言道：钱越来越难赚了。

国内的经济发展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把父亲逼到转行的地步并非是惨淡的实体经济，而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进步太快。

在 2013 年，4G 刚刚普及，手机摄像像素刚进入千万级，手机内存才从 512MB 升级到1G，按照摩尔定律算，现在的处理器的处理速度是 2013 年的 32 倍，并且这只是桌面级平台，手机的处理器迭代比桌面级更加迅速。如今快要实现 5G 通信，手机处理器已经是可以做到比普通办公电脑更加复杂的处理运算，每个人都能够自己做生活中的导演，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拍摄视频，拿出手机随手就可以拍摄-剪辑-上传到视频网站并获得百万级点击。

科技的发展速度是肉眼可见的。但是这同时把我父亲老一辈的拍摄者排除在外了：「热闹是他们的，我们什么也没有」，父亲积累了 30 多年的拍摄经验与努力就被科技的发展所埋没，几万一台的专业拍摄设备现在只需要一个几千块的华为 MATE 20 便可以轻松应对，需要几十个人的后期制作公司现在只需要一个人便可以从 PS 做到 AE。我承认这是科技的进步，但同时淘汰掉了像父亲这种专业级制片人。

并且涌现了另一个社会问题：粗制滥造还是精工细作？

社会的问题永远是一层套一层的，企业主制作宣传片的主要目的就是字面所述的一样：宣传。那么是花费上几十万拍摄一条精工细作的，蕴含着几十年经验的宣传片更能够宣传，还是用低廉的价格聘请一个热点人物做一个代言人或者是请一个网络上很出名的视频制作者把他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剪辑一下然后发到网上更容易获得宣传呢？

或许，技术乐观主义和理性经济人一样，都是一种对于人类历史现象的片面观点。人们可能只看到了历史的车轮在技术进步这匹马的牵引下滚滚向前，一路凯歌，但是没有注意到人类的马车有好几次差一点被这匹马带下深渊。

技术真的无罪吗？是无罪，但我们没有理由对其完全信任。人类自己理应是人类马车的车夫，而车夫，就是应该攥住缰绳的。

• 《新老卢德运动比较研究》陈红兵 唐淑凤
•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工资问题、劳资冲突与工资政策》柴彬
• 《英国早期工人的捣毁机器运动真的无效吗？》【英】霍布斯鲍姆
•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E.P.汤普森
• 《C.P.斯诺两种文化分裂命题的现代分析》徐晴
• 《科技界也有「金酸梅奖」，这些奉行卢德主义的科技大佬都有谁？ 》脑极体 钛媒体
• 《人工智能不会让人类失业，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toowolf  虎嗅网
• 卢德主义/卢德分子/卢德运动 维基百科/百度百科